她是一片绿叶
姐妹俩从小在一起长大。如今姐姐14岁，妹妹12岁，互相不见已经5年。姐姐跟着母亲，妹妹跟着父亲，相隔几千里远。父母离了婚，法律不承认感情，便把姐妹俩也分开。暑假里，姐姐坐了火车千里迢迢去看妹妹。妹妹还想念母亲，羡慕姐姐能在母亲身边生活。今天的孩子不会逆来顺受，有的是勇气和魄力，也有办法。姐妹俩商量好一起到母亲身边去，悄悄地收拾起行李，声色*不露，神鬼不觉。孩子的真情也不承认法律。暑假将尽。去火车站的那天，姐姐在自己的提包里装了妹妹的衣物，说那是自己的行李；妹妹呢，提了姐姐的东西，当然就没人怀疑她不是去给姐姐送行。到了车站，进了站台，上了火车，一切都顺利。然而妹妹毕竟小了几岁，火车要开时心慌了，忘记该藏到车厢内的什么地方去，于是露了马脚，被拉扯着下了车。姐姐急得在车上喊：“妹妹！你再好好想想，愿不愿意跟妈妈在一起！”妹妹在车下哭。
车开了，姐姐哭了一天一夜，不吃不喝哭了一路，哭得车上的人都心酸，她不知道妹妹这会儿怎么样了。……孩子有一天对母亲说：“我们的生活都是让你们大人给搞坏了。”说得母亲黯然无语。
以上并不是柳青所导演的影片中的一段，而是她真实生活中的一幕。柳青就是那个母亲。
孩子怨母亲，这太好理解。不过孩子还没有长到能够理解母亲的年龄，不知道生活都是什么。
闲时，我常一本正经地设计自己的来生，便确信是有先天的幸运这回事。譬如生就的一付好身体；譬如天生的一个聪明脑袋瓜儿；再譬如像貌和身材都漂亮，也不是凭后天努力能办到的；还有是得生在一个文化素养比较高的家庭里（或环境中），这与“出身是不能选择的”类似，全在乎上帝的态度；最后一条是，生活中要有些非毁灭性*的挫折，以免活得发傻。有了这五条，我想就不再向上帝要求其它。当然，这样想过无非得一个笑，知道这对上帝未免苛刻。对上帝这般苛刻是没有好下场的。
上帝却把这五条都给了柳青。一条不落。
柳青1949年上小学，离共和国成立只剩一个月，这明显是个好兆头。一上学她就参加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舞蹈三队，就是儿艺的前身。她参加过三反运动的演出。就是反贪污、反浪费、反官僚主义，恰好目前还是需要的。给她印象最深的是扮演小和平鸽，（那时抗美援朝战争正打在高|潮）到中南海给首长演出，事先每只“鸽子”都激动得不行，每人预备个小本子，单等首长签名留念。世上象是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事了，尤其是在50年代少先队员的心中。
1954年夏天，好运之神没有把柳青喜欢够，她被严恭、苏里两位大导演选中，拍摄《祖国的花朵》饰演影片中的次主角——中队委员高佳云。这影片现在不常演了，影片中的主题歌却一直流传，今天的孩子们还都爱唱，曲名是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。几乎是公认的：解放以来的少年儿童歌曲中最不朽的有两首，一首是《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》，一首就是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。前一首悠远、辛酸，后一首欢乐而充满希望。两首歌是那个时代的写照。
其不朽也是那个时代铸成，旧中国的辛酸已然悠远。新中国正度着欢乐而充满希望的童年。“让我们荡起双桨，小船儿推开波浪，水面倒映美丽的白塔，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……”这首歌差不多是那一代和那以后好几代少年儿童的圣歌，不必象后来的许多歌里那样强调什么好和什么坏，唱着这歌的少年们都如圣徒般牢记了祖国和自己肩上的责任。影片中的那几个小主人公呢？几乎成了那几代少年心中的偶像，确是祖国的花朵、祖国的宠儿。柳青和她的少年伙伴们经常作为中国少年儿童的优秀代表，到北京饭店之类的地方去参加国际少年儿童的节日欢庆活动，又经常给首长或外国代表团献花去。
符合第三条已经无疑；因为中国影片中的正面角色*无一不是漂亮的。又因为舞蹈演员的身材，当然一定要美。还因为我们是一个顾脸面的民族，绝不会请一个不漂亮的小姑娘去给外国人献漂亮的花。
符合第一条也有明证：从初中到高中，柳青一直是北京市少年游泳队队员，曾两次打破女子少年组100米蛙泳的市纪录。她还是市排球队队员，参加过全国少年排球赛。看来“福无双至”一语不绝准确，至少在少年柳青身上未得体现。
1956年，她考进了北京女十二中，一所很好的历史悠久的中学，建校已有100多年，以前叫贝满女中。初中二年级国庆节时，柳青的好运到了顶峰，她作为全校三好生中的第一名，站在彩车上通过天安门。完全能想象得出：红领巾飘飘扬扬（红旗的一角），五指并拢高举头上（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），站在彩车上大约不容雀跃，但心中定是沸腾，不知说什么好（说什么似乎也不好），热泪盈眶（不知道毛主席看见了没有），彩车开得太快。没有什么比少年的纯真和赤诚更动人的东西了。柳青说：“一种极高的荣誉感，使我保持了六个学年，全部课程都是五分。”这话说得让我有点伤心，我记起自己小时候也是有极高的荣誉感的，却不能得到全五分，因此见也没见过那样的彩车。没错儿这又是上帝的事，上帝还给了她聪明的大脑，以便符合第二条，当然这与她自己的努力难分，而且一定与她的母亲难分。
柳青很小，父亲就离开了她们。柳青跟着母亲长大。柳青的母亲是位作家，三、四十年代很出名，现在的笔名叫作柳青娘。
（注意第四条）不过第四条的重要绝不仅在于童年的智力能够得到及时开发。因为教授的儿子坐了班房的事并不算稀奇。柳青娘（这笔名给本文的叙述带来方便）的重要，也绝不仅在于能够督促女儿的学习。望子成龙是普天下父母必有之心，如今的严父严母施拳脚以育龙而偏弄出了虫的事，屡有发生。所以请注意：我的第四条中说的是文化素养。文化素养与文凭、学位和职称，是分明的两码事。文化素养是什么？此文要求一万多字，不是为探讨这个题目用的。讲一件事，看能否对弄清这个问题有些帮助吧。50年代初期，柳青娘带着三个孩子生活，柳青是老大。柳青娘有一位童年时代的老朋友，那时也是孤身带着两个儿女度日。两家人住隔壁。这位老朋友是小学教师，教师比作家的收入少很多，似乎古今中外莫不如此，老朋友一家的生活也就困难得多。“那时我妈给孩子们做衣服，”柳青说，“一做准是五件，我们三个和刘姨的两个孩子每人一件。”这是件小而又小的事，似与“报告文学”不甚匹配，但这在童年柳青的心中留下了难灭的印象，这一点却又象比“报告”和“文学”都重要。柳青说：“我幸运地得到了整个少年时代的健康、自然的发展，我所在的是得天独厚的没有被污染的环境。真善美的东西在我心里生长并扎了根。在我的心里打了这样一层底色*，打得很牢，很扎实，以后再怎么样也涂抹不掉了，真诚、坦率、积极进取、与人为善……一直到15岁，我没有遭到任何挫折。”
有一天上帝一觉醒来，闷闷的，不甚惬意，慢慢寻思道：单有真善美算什么真善美？只把好运之神派去照顾一个人，太象凡夫俗子娇养自己的儿孙，我既为天君，焉能做下这等孬事？便放出假恶丑三魔鬼，令其下到人间做上些手脚，特别嘱咐要给那个叫柳青的孩子一点颜色*瞧瞧。三魔鬼领会出来，真把时间抢得好，1958年5月，正值柳青初三快毕业之际，团组织要发展她入团之时，假恶丑魔鬼到了，柳青娘被划为右派分子，并被开除公职送去劳动教养。
就这样，上帝可谓功德圆满，为柳青把五条都凑齐，接下来的日子看她自己了。反正是不知道母亲去了哪儿，反正是家里一分钱收入也没有了，弟弟反正是只有9岁，14岁的妹妹反正是身患重病，一种叫作“肝窦状核变性*”的病，日常生活也难自理。第五条反正是不如前四条好对付。zheng府帮了一个忙，把妹妹送到了清河养老院（不知怎么讲），但据说在那儿能得到很好的照料。刘姨（柳青娘的那位老朋友）的经济状况那时有所好转，负责了弟弟的生活费和姐弟俩的房租水电钱。柳青在学校领一点助学金，馒头和窝头加起来可以饱。再有用钱的地方呢？譬如，住在清河的妹妹最爱吃油饼，每到星期日柳青就买几个油饼，骑了车去看妹妹。母亲不在了，15岁的姐姐决心让14岁的妹妹吃到想吃的东西。蹬三四十里地的车，到了清河，见妹妹躺在床上，卫生状况一塌糊涂，便为妹妹梳洗料理一天，然后再蹬了车回来。油饼就是我们平时吃的那种油饼，但对柳青的助学金来说是太贵重了。得想法挣点钱。所以一到寒暑假，她就到工厂去找点事做，名曰勤工俭学。早晨6点钟起床，骑车赶到东郊的北京锅炉厂当小工，带上干粮，就着工厂供应的降温盐汽水吃，晚上5点回家，洗下一盆铁锈汤。……这样的生活整整过4年。后来不用去清河了，妹妹不在清河也不在人间。柳青说：“对于这一段生活，我倒并没觉得太苦，不抱怨，更没想过随波逐流或破罐子破摔。也许是与底层人民的接触，我知道了他们都这样，天生如此，当然如此，谁也没想到过这是苦。”感谢上帝吧，让她知道了祖国有各种各样的花朵。
我认识柳青是在1975年。她对插队的事很有兴趣，又知道我对文学和电影有着梦想而且瘫痪着，便愿意来与我聊。由虎子介绍（虎子就是刘姨的孩子，我的中学同学），约了日子，听说她是长影的导演，我便诚惶诚恐地做了准备，在自己的本子上和手心里写下很多字，等着。虎子说：“她等于就是我姐姐，你怕什么。”
我说不怕。她来了。果然不怕。大家坐在七平米的小屋里开聊，东南西北天上地下古往今来，说错了也不被批判，我就说了许许多多的错话。那天她穿了件墨绿色*的呢大衣，就更显得美，这一点不断地给我以打击，让我觉得自己离电影有难越的障碍。她却鼓励我把插队的事写成电影剧本。我不敢说柳青是伯乐，那样岂不等于说自己是千里马？让人笑话。实际上我的腿是瘫的，不能千里也不是马。实际上她成了我文学上的老师和引路人。我就下了一年苦力气，写了一个剧本，寄给柳青看。她回信说：“我一下就看出你应该搞文学。”这句话比我后来得了小说奖还让我激动。我们全家也都激动了一回。我又写了小说给柳青看，她看了又拿给好几位有名的作家看，写了厚厚的一叠意见寄给我。如是者许多次。我并未全盘接受那意见，在信中或面对面与她争论过几回，我们的关系很平等。我正式发表的第一篇小说，就是柳青推荐到一家刊物去的。那日天色*已晚，她风也似地“刮”来，进门劈头盖脸向我祝贺，说那一篇“写得真不错”。我不免又激动一回，却是激动不过她。
以后几年我们见面的机会不多。她整年在外头跑，采访、写剧本、筹资、拍摄，借助上帝给的好身体可以行踪不定。我坐在家里倒总能听说她的消息。消息不怎么好，多是失败的消息。消息如下：
1976年底——1978年夏，她与别人合写《忠诚的战士》，写的是贺龙。剧本在1978年《电影文学》上发表。同年秋成立摄制组开拍，但中途下马。原因很多。
1978年底，她写成了电影文学本《作证》，但没有拍摄的机会。此本收入1980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电影文学剧本集，集名就用了《作证》。
1979年5月——8月，她又写了剧本《音乐之家》，写了盛中国一家的故事。因有关部门不同意把盛中国的父亲盛雪的事迹搬上银幕，此片未能投产。
1980年4月——11月，她与王艺瑜合作，编导了《漓江春》。
此片由华文影片公司出品，1981年底总算公演。
1980年12月——1981年2月，她又写了剧本《黄山吟》，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拟拍摄水墨动画片，因非儿童所能理解的主题，又未成。与此同时，她与王力雄合作，写了《末代皇帝》的剧本，中新社拟筹外资拍摄，因柳青本人认为此单位不具备拍摄此片的条件，终于放弃。
柳青简直是马不停蹄。我不由得要歇一会了，呼吸有些紧。
常听电影界的朋友说，现在的导演，能把百分之三十的气力使在艺术上就算不错了，其余的百分之七十得投到各种各样奇怪和不奇怪的事情中去：相当于外交家和商人的事，相当于权术家和甜言家的事，相当于股票市场里的事和街头乞丐的事，相当于搬运工、勤杂工、自行车运动员和马拉松运动员的事。都说，若不把这些技艺娴熟了，凭什么拍得起电影？有名气的大导演要好办一点，初出茅庐者必要有这样一身硬功夫的，如果想成功的话。
如果想失败呢？那就甭说，不过也没有这样的人。柳青自然也没有失败的瘾。不过失不失败不在于有没有这方面的瘾。很多朋友都说柳青嘛，人可真是个好人，可惜太不会处世，心肠又太软，有些事做得太不管不顾，对人也太易轻信……还有好几个“太”，因篇幅所限，不一一列出了。是否“可真是个好人”就注定与这些个“太”分不开呢？倒未必。作人何妨全面些、周到些呢？但都又似乎太没有个性*。据说，欲成大器者，若把每一件事都做对了，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。此语过于玄妙，非凡人所能悟透。柳青的事没那么玄，不过证明了“秉性*难移”和“命运即性*格”两句话的伟大。譬如说作为一个导演，是大摆其架子好呢？还是与大家同甘共苦好呢？一般来说谁都会认为后者好。柳青是不摆架子的，因为不会。在上海锦江饭店拍摄内景时，因为要不断变换拍摄角度，室内陈设及道具经常要搬动，这位导演便经常自己动手，很多好心人认为这样会降低导演的威信。外出选景或拍摄时，她总拣租金便宜的车坐，有人建议说坐什么什么牌子的车才气派，她想也没想，只知道坐车是为节省时间提高办事效率，不明白气派的用处。在黄河源头拍摄《漂流》一片时（地处海拔4900米的巴颜喀拉山上），她把吉普车让给人坐，自己每天提前40分钟出发，翻一座山坡到拍摄点去。她既是导演，又是全摄制组中年龄最大的人，而且不久前刚刚作过一次手术，无论从哪一点说，她坐吉普车都是名正言顺的。但她认为全组的团结最重要，没有同心同德的创作气氛这部片子不可能拍好，自己必须与大家同甘共苦。不过她象是有点“不识时务”，据说“今非昔比”，眼下“摆架子”和“气派”也是件非同小可的事呢。有一位影界的朋友不无悲哀地跟我透露了其中的奥妙（我也不是活在桃花源，因而一说就懂）：假如你出去联系什么事务，必要有一辆气派些的轿车，这相当于一个特别通行证，与之联系事务的单位先就敬你三分，事情便要好办些。假如你作为一个导演去联系事务，最好只说自己是一名剧务，与之联系事务的人一见你心下便可嘀咕，剧务尚且气派如许，导演来了总归更吓人，事情又好办些个。这些柳青不懂。也未必准是不懂，懂了她也做不来。所以她就坐末流汽车，住下等房间，以吃方便面条为乐事去吧。再说威信。导演要有威信这不是一个问题，但建立威信的方法却分青红皂白。举个例子？譬如周总理信奉的是一种，“四人帮”惯施的是另一种——这例子举大了。没那么邪活。然而我想起诗人北岛的一句诗，“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”。这真糟透了。不过失败就失败吧，柳青还是坚信她的“同甘共苦”、“同心同德”、“光明正大”吧，那样好。
网友评论：
